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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代婦女基金會姚淑文的光譜人生/ SheAspire編輯部

現代婦女基金會於民國七十六年成立，至今已有二十六個年頭，一路上催生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家庭暴力防治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、受暴婦女安全制度、校園暴力防治等等各項與婦女安全及發展相關法令與制度，而在這一切的背後，有一位關鍵人物，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，姚淑文，選擇了用她最年輕精華的歲月，全心全意投入改變婦女生活與命運的事業。

「在我的生命中，人不是只有是跟非，而是光譜」，人不能總是用二分法評價，我們有著更多的可能與選擇，姚淑文從基金會的工讀小妹到執行長，21年來她不斷衝撞窠臼，也不斷衝撞自己，她的人生光譜，越展越開，也越來越精彩絢麗。

體力好，吃苦耐勞的工讀生
從小到大我不是一個太乖的孩子，也不愛唸書，經常不寫功課，靠著小聰明一直混，後來混不下去，功課就一直退步，但我自己期許，至少要給爸媽放心，這是給自己的一個要求，所以考上實踐大學夜間部社工系，來台北唸書時，就打算養活自己，大一開始，白天就都在打工，晚上常因為遲到，必須偷偷摸摸的溜進教室上課。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那天，就很開心的跟媽媽說，下個月不用再跟妳拿生活費了。

早期我是在貿易公司做小妹，做一些打掃、跑腿的工作，後來幫忙做一些船務，民國八十一年大三的時候，我覺得我是念社工，想說能不能找到社工相關工作，剛好在租房子的附近，看到基金會徵人，我就到基金會應徵，記得應徵那天，大樓電梯剛好壞掉，基金會辦公室在11樓頂樓，我一定要爬上去，臉不紅、氣不喘的面試，才能給她們一個好印象。當時基金會剛好設定要一個體力好、吃苦耐勞的人，可能她們覺得這個工讀生有符合，而且至少我願意爬這一趟，就錄用了我。

社工？！
一開始在護衛中心的督導協助下，去瞭解基金會的一些事情，頭一年我是沒有辦法接觸個案，不過當時的督導跟執行長，很大膽的在我四年級時，就讓我開始接案，可能她們覺得我在應對進退、對人的協助上是有熱忱的，而且我既然是社工系，以後還是要進入到社工領域，所以我還沒有畢業就開始做社工，後來督導因為結婚、去念博士班就離職了，頓時間我一個工讀的社工系學生，扛起了基金會所有的個案服務。

基金會初期是從性侵害個案服務開始，來到我們基金會都是非常重大的，像是被輪暴的女生，不是九個就是十幾個那種，妳會發現天啊，怎麼有那種事情，妳沒辦法想像這些女性，怎麼會受到那麼嚴重的傷害，那時候光看到這些記錄都會怕。當時在一個民間團體要有社工是很困難的，那時候沒有執照考試，也沒有社工師法，至於社工做什麼，更不會有太多人管妳，就是妳願意幫助別人，有熱忱，不要搞砸了就好。

年輕的我真的很瘋狂，早就把社工倫理拋在一旁，也沒依循什麼專業指標，就知道這個人需要幫忙，很敢，憑的就是義氣。我還沒有畢業就幫人家談和解、寫狀紙、打官司、陪同出庭了，如果比較大的案子，就帶著律師一起，一個扮黑臉，一個半白臉，我往往是扮黑臉的那個，或者是有人告訴我某個大人物，在哪裡偷窺，我就跑到現場去找目擊證人跟證據。

我曾處理過一個宗教案件，一個假和尚，四處騙吃騙喝、騙財騙色，底下幫眾還有黑道，已經有十多個被害人，我就覺得這種人很可惡，但都沒有證據，加害人又頻頻恐嚇我們，該怎麼辦？我就蠻大膽的去找了一家徵信社，跟他談說我們基金會的這些案主多麼可憐，這個人有多麼壞，你做了那麼多事情，應該來幫忙一點公益，我就請他幫我偷偷的去竊聽、跟蹤，我也曾帶了一隻黑金剛大手機，裡面藏著密錄設備，陪著案主去蒐證，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毒樹果實理論，不合法取得證據不能使用的問題，就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和正義感去做個案服務。

後來督導非常嚴謹的警告我說：「妳是一個社工，是一個專業人員，可是妳的工作已經踰越了工作倫理，妳必須要思考，是不是有情感的反轉移，過於投射於案主，這樣會讓妳很容易有耗竭的問題，或是有所謂的替代性創傷，這樣一來妳工作不會長久」。在我的社工領域，這句話是一個很大的挫折，我覺得倫理是人框架出來的，我為這件事情，問了幾個老師。有一位老師跟我講說：「一個非專業的輔導，對被害人而言是難以抗拒的二度傷害，但是如果一個社工，沒有熱忱，沒有良好溫暖的態度，她帶給被害人，可能是永遠的傷害。」

沒錯，是應該站在專業角度之上，但是我的熱忱，不會因為這樣的框架就有界線，當時社會上並沒有資源與制度，我帶被害人去驗傷，醫院經常拒絕，或是要收很高的驗傷費；去報案，警察根本不鳥你，甚至還會要紅包袋去晦氣。我每年全省有一、兩百個性侵害的被害人，也曾回到家鄉苗栗通宵，處理亂倫案件，回程的時候，甚至被跟蹤，很清楚的瞭解一個人力量是非常不夠的，這裡面一定有某些案子，在沒有立即協助之下，就不見了。在沒有制度與人力的情況下，很多工作，我只能極盡所能去找出各種資源，靠著熱忱，能做多少算多少。

與創傷共存
到目前為止，我都還有接案，我喜歡跟案主是站在朋友的立場，而不是站在專業跟被害人的角度在做區隔。第一年的個案到現在都有聯絡，她們歷經了戀愛、婚姻、孩子出生、長大，我可以看到性侵害或家暴在她們生命中，影響層次在哪裡。

性侵害是一個不可能消失的創傷，它一定跟她的生命議題緊緊地聯繫在一起，只是她怎麼看待，當被害人歷經危機，到後來慢慢的復原，甚至於到重生的階段，只是對性侵害的詮釋及在她生命上有不同的意義，她們即便現在講到那件事，還是會生氣、掉眼淚，可是至少能夠控制它。
我比較難過的是，每一個性侵被害人，在面對婚姻的過程，那個要不要告訴先生或男朋友這件事情，幾乎都是選擇不要的，而不要的話，似乎那整個愛情與婚姻的延續力比較長久，因為沒有這件事情的存在，沒有任何的疙瘩。

有些被害人很勇敢的告訴她的伴侶，妳會看到她們後來的互動裡面，容易因為這件事，成為彼此關係的重要干擾因素，所以有的後來分手或是不了了之。我有一位案主，她就覺得為什麼這創傷成為她必須委屈的一點，她不止是受到一次性侵害，而是兩次，陌生人再加上自己的朋友，後來她的先生非常不諒解，為什麼她一而再地成為被害人，可是她說：「第一次無法被檢討，我只是個孩子，被持刀要脅，可是第二次，當我遇到朋友，雖然沒有被持刀威脅，但我完全無法動彈」，我覺得我完全可以理解這件事情，那是因為第一次事件的陰影與恐懼，延續到第二次，她發現在那個當下她是不能夠做任何事情的，這件事情成了她和先生分開的原因。可是她很勇敢，選擇再婚，但仍然忠於自己。她現在的先生很愛她，完全的接受、呵護她，也同意她不要生小孩，過自己的生活，因為她面對小孩的時候，她不知道她能不能保護小孩子，因為她看到她自己其實是不能保護自己，所以她就覺得不要生小孩。

很多性侵害被害人，都在找一種方法來肯定自己，這個方法背後好像是要追求「完整」的概念，所以有人工作上很努力、學業上很努力、婚姻上很努力，不管它是什麼，當她面臨母職角色，性侵傷害可能就會出現若干影響。

而現在家暴案件真的太多了，我記得有個被害人孩子到社會局跪求幫她媽媽，那個孩子當時只有小學，後來這母親覺得孩子都已經這樣子了，怎麼可以不離開呢？就帶著三個孩子離開，因為她一直沒什麼工作經驗，而原本她家裡是開雜貨店，所以她就做起送貨員，只有四十多公斤的她，就扛起一箱又箱的飲料，也扛起了她和孩子的生計。

多年來的工作歷程，我看到了孩子不同年齡層的發展，走過幼稚園、國小、國中，到後來的成家立業，會發現孩子後來也會面臨到婚姻的問題，母親的問題是被延續的，我的研究裡面婚暴的被害人，百分之六十，小時候都是目睹兒、受虐兒童。

一群做傻事的有心人
基金會一直到八十七年，都只有五個人，妳可以看到因為我們的努力，有一些人願意站在我們這邊，我很感動有看到好人。

一個人能寫多少狀紙、跑多少地方？八十三年我成立了受暴婦女訴訟扶助委員會，當時我寫信給律師公會，請他們推薦願意免費幫被害人打官司的律師，那時候只有衝勁，根本不知道可不可行，結果有38位律師響應，賴芳玉律師也在八十五年加入服務，這讓各個縣市的被害人，能夠更及時的獲得法律上的協助。

以前沒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也沒有強暴危機處理中心，八十五年，我們和馬偕醫院洽談能否成立一個強暴危機處理中心，現任的馬偕醫院院長楊育正，當時就給了我們很多的支持，結果馬偕醫院不僅成立了專門的中心，並把它佈置的很溫馨，讓被害人可以在裡面驗傷，還設置了24小時的社工，隨時提供專業的服務。

一段婚姻
我民國91年結婚，但93年因為先生外遇就離婚了，大家都問我是不是太忙，那段時間也確實很忙。結婚的時候，正是在這麼關鍵的時刻，那時我們獨立把基金會撐起來，開始接政府的案子、募款，我記得連婚紗都是同事幫我試的，禮拜六、禮拜天兩天就搞定婚禮，禮拜一還是上班。事實上，結婚沒維持幾年，就面臨繼續的抉擇，我要不要離婚，以我在婦女團體工作十年的經驗，這種事情應該很容易就做決定的，可是我跟所有的婦女一樣陷入了糾結的思緒中。我曾經坐在孩子面前幫孩子想，媽媽要這麼自私，在你還很小的時候，就幫你選擇未來的父母親是分開的嗎？也幫自己想，甚至還有一個很天真的想法，人家都說婦女團體的領導人婚姻都是不幸福的，都是因為有挫折才會這樣，我要不要也讓基金會掛上這個污名？

當時我找了王如玄律師談，問她：「我發現我是那麼脆弱，如果在基金會的訓練給我應該很勇敢，我為什麼這麼難過？」，她回答我說：「我們都是人，其實我們都有一個非常愛人的心，所以我們一定會很痛」，我接著問：「那我的工作經驗到底能帶給我什麼？」，她說：「如果妳做了決定，相信妳的復原能力比別人更快」，王如玄律師那時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肯定。王燦槐老師也給了我一個很重要的建議，她說：「離婚不代表是問題的結束，有可能是問題的開始，如果可以的話，請妳幫忙，跟妳的前夫，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，不要讓孩子受傷」，所以至今我跟前夫還是維持著朋友關係。

在做社會工作的時候，看到很多的婦女，心情上都能夠瞭解她們為什麼沒有辦法馬上離開，可是當我真的走過婚姻的時候，才更清楚地知道說，原來她們每次選擇再回去，都有理由的，就像當時，我選擇給前夫一年的時間，而沒有做立即的決定，是為了什麼？就是為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，那關係不管是婚姻，不管是愛情，不管是親情，我們都必須為了這些關係，做出決定性的思考。

下一個旅程
我有兩次離開基金會的決定。

第一次是八十七年去慈濟念碩士班。由於我是念夜間部，大部份的精力都放在打工，畢業後更是全心投入基金會工作，所有專業都是來自於實務上的淬煉，可是慢慢的我發現有很好的想法，卻寫不出所以然，有很具體的東西，別人卻不信任你。

有一次某個國中學校老師找我去演講，校長看了我的簡歷就當場回絕了，理由是能夠來到他們學校演講的，沒有一個不是博士。那時候覺得學歷這件事很重要，代表妳講的話，代表妳的專業，人家要不要信任。另一方面，那時經常有被害人打來說要自殺，我就疲於奔波做危機處理，一關過一關，真的讓我感到疲憊與自己能力的不足，我渴望在這工作裡面得到更好的未來，因此我需要更完備的裝備。很開心研究所第一年就考上了，唸書期間，我仍兼基金會工作，假日回到基金會幫忙帶輔導團體，也自己組織慈濟的學生，到偏遠部落裡面做性侵害防治宣導，八十九年畢業，回到基金會便開始擔任副執行長。

另外一次便是現在，董事會已經正式批准我的請辭案，三月便將完全卸下執行長職務。我很光榮能在現代婦女基金會工作，它是我無法割捨的，可是無論我再怎麼稱職，反而讓其他人失去了承擔跟成功的機會。基金會我太熟了、太久了，從八位同事，到現在能夠有七十幾位，我認為我很努力與同仁共同維持基金會的專業，我現在40多歲，我如果要繼續做，也沒有人趕我，但這樣對基金會未來並不會最好，要有人傳承，唯有我退位，讓下面的同事去承擔，她們會更有使命感，那個使命感，是可以透過位子激發的。如果我做到五、六十歲，可能將更沒有勇氣退位，所以趁我還有能力跟活力的時候，做出這個決定。而讓我有些遺憾的是，基金會把台灣做的不一樣，台灣在性侵害、家暴的處置與專業，並不遜色國外，甚至有超前的地方，但我和基金會卻未曾花時間在做國際交流，讓我們能跨到國際，下一位接任的執行長，有很好的外語能力，正努力做資源的連結，相信未來基金會有嶄新的發展。

至於我要去哪裡，老實說我不知道。我還是會在基金會身邊，轉任志工性質的執行董事，但不再是一個主導的人物，未來的生活必須靠自己，不過我也沒急著去找下一步，反正我博士班也念八年了，應該要畢業了，也希望多花點時間陪孩子，這也是生活上很重要的事情，是個選擇！

我是一個浪漫的人，浪漫的人才會在生命中激發無限的可能，還有我也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，站在樂觀跟浪漫去面對生命中很多種的情境，妳會發現人在面對生命歷程裡面，不是只有個案有挫折，我也有，其他人也有，差別是這些事情在社會大眾眼光裡是小事、大事，還有在自己生命裡面是如何，或許妳會說妳的比我嚴重，但妳怎能說我的不夠傷害呢？人的生命都會有轉折，既然我們不會是一路順遂，那我們就好好去過生命的每一天。如果今天我活著能夠做什麼樣的事，那我覺得仍舊是助人的工作。

☞延伸閱讀：林美薰愛讓人凌駕生命的苦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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