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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待記錄的台灣寫全民歷史的林惠萱/ SheAspire編輯部

對於歷史工作者，您會有什麼樣的想象呢？或許妳會想到那是一份辛苦又吃不飽的工作，也或許想到的是一位有點年紀、博學多聞的學者，再不然可能是課堂上的授課老師吧！然而這位歷史工作者林惠萱，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後，一度到和所學無關的銀行工作，始終覺得與興趣不合的她，一年多後如願以償在出版社找到編輯歷史的工作，並於2007年創立騰邑文化事業，繼續投注著她對台灣歷史的熱情與使命感。
過去台灣史受政治因素影響，無法在學術界廣泛的研究與推展，直到九O年代各地文史工作室逐漸蓬勃發展、本土意識抬頭，臺灣史研究不論質與量都有很大的躍進，才終於從晦澀不明到得以重見天日。「我們在學校所學的歷史，幾乎仍是與政治相關的『上層記憶』。從傳統歷史學的角度來看，能被載入史書的還是以統治階層為主，而廣大百姓的生活與變遷，卻是被漠視的。歷史不是政治的婢女，應該有它獨立的面向，是公正記載的集體記憶。因為自己的研究領域是臺灣史，所以我就想，除了械鬥、抗日、二二八這些打打殺殺的政治史，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題材值得人們關注？」

受限的台灣史
「我們的歷史知識，大部份來自於學校教育，因受限於考試制度，我們只能粗淺獲得一個發展脈絡，而這些粗淺的脈絡印象裡，政治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，剩下的百分之十，才可能提到其他領域，以學校教育的台灣史來說，非政治的部份可能會提到像是輝煌的棒球年代、新浪潮電影等等，可是除此之外，對於台灣百姓生活的範疇，如教育、農業、鐵路、水利建設、金融發展、醫療、原住民、新住民等等，其實我們都不瞭解」，而檢視市面上不同領域的專門著作，從史學觀點出發而寫成的，仍少之又少，「歷史學家偏重的是發展的過程，以及對之後有什麼樣的影響」，然而「譬如台灣教育史，可以找到的著作大多是教育背景的專家所寫，內容偏重在教育理念與政策；又如台灣交通史，清末劉銘傳蓋了第一條鐵路，研究交通的學者可能就會敘述這條鐵路用了多少噸鐵礦、使用多少人力、鐵路長度多少等等，著重在數據的陳述。若換成以歷史學的角度來說明，則會側重在第一條鐵路對台灣經濟與人民生活有什麼改變與影響。」
另一方面，理應最能紀錄地方歷史的鄉鎮誌也有諸多狀況，「鄉鎮誌可以說是官方直接記錄、保存地方上人民生活各面向的文書著作。儘管歷年來各地方政府有陸續出版鄉鎮誌，但礙於經費、人力與重視度，在編寫或保存上，都受到了挑戰。有些地方的鄉鎮誌因經費不足無力續修，有些則因天災或人為因素，早已遺失。」

整理歷史，留下記憶
有感於台灣史在書寫與普及上的種種侷限，讓她認為應該趁自己還有能力時，趕緊做些什麼，在她現階段工作裡，主要是收集已出版的研究論著及文獻史料，範圍從荷蘭、西班牙、清朝到日治與民國時期，橫跨臺灣近四百多年的歷史，然後再針對她所設定的不同主題，將這龐大的資料加以整理，「我們做的是整理已知的東西，把原本流傳於學術殿堂內的研究成果，以一般讀者能夠接受的方式傳播出去。我把這個構想稱為『台灣世紀回顧系列』，將涵蓋三十個主題」，那整理的內容如何讓民眾快速理解呢？這是她思考的另一個問題，「我的想法很簡單，要讓一般讀者可以很快的瞭解歷史發展，可以採取類似紀事本末體的體裁，用淺顯的文字告訴讀者某個主題在某個面向的來龍去脈；若再配合像大事記一樣的條目加以對照，就可以有更完整而且清楚的認識。這樣既兼顧了個別的細節，也可以有宏觀層面的瞭解。」
除此之外，為了讓這些珍貴的資料，能夠廣泛流傳與知曉，她正規劃成立「朋來讀史」，一個專門介紹台灣歷史的知識網，計劃未來逐漸把整理好的主題發佈到網站上，讓更多人可以看見屬於台灣庶民的寶貴記憶與發展歷程。或許妳我會有疑問，做這些工作將如何賴以為生呢？她期望未來這些珍貴的台灣史資料庫，或許可以帶來收入，然而即使沒有，「對我而言，至少可以更瞭解台灣，對社會而言，至少是有意義貢獻的事。」

庶民歷史的研究與推展，有助於台灣史內涵的提昇，林惠萱憑藉著一股傻勁與使命感，默默地努力著，儘管眼前她沒有得到掌聲與財富，未來明暗猶未可知，但全心全意投入、堅持做好這項工作的她，卻已為我們保留能夠代代相傳的無比珍貴紀錄。

（林惠萱與工作夥伴顏采容）

以下內容尚未正式出版，摘自林惠萱提供的台灣世紀回顧系列，提供SheAspire朋友試閱。
清代臺灣的教育概況文／騰邑文化編輯部

1885年（清光緒11年）臺灣建省以前，清廷對臺灣的教育，採取設置儒學、社義學，以教授儒家經典與開科取士為主要教育措施。在民間則有書院、書房私塾來滿足基層的教育需求。因此要了解清代臺灣的教育，可從官方儒學、社義學、官民合辦的書院，以及書房等教育機構，來說明發展的概況。

官方教育機構
清代官方教育機構，在中央是國子監（位於北京）；地方則依行政層級分成府、州、縣、廳、衛學，通稱「儒學」。儒學設立的主旨為興建學校、祭祀先師（孔子）。儒學一般設有明倫堂指導學生，每月舉行月課，考其成績，並根據成績高低給予獎賞。儒學雖是官方設立的學校，但士子實際並不在儒學裡讀書，儒學其實是專為考試而設的機構。
儒學生員平時在家開設私塾維生，只有在月課、季考、歲考、科考或者督撫到任、學政「按臨」（按臨其意為主持歲、科二試及院試）時，才會前往儒學赴考或聽講。由於清代沿用科舉制度，採考用合一，因此除卻醉心學問的士子，一般生員（俗稱秀才或茂才）莫不致力於考試，期盼有朝一日能榜上有名，成為仕宦階級。按清制，一旦成為生員，即可享若干特權，如免徭役、丁稅、不得施以笞刑等，更不用說「一試成名天下知」等傳統光宗耀祖的觀念，因此士子們仍汲汲營營於科舉之途。除了循考試途徑，在儒學成績優秀的生員，還可以透過「選貢」的方式（有歲貢、恩貢、拔貢、副貢、優貢五種），獲得出仕或進入國子監就讀。
就儒學設置的數量而言，清代治臺二百一十二年間，在臺設立的儒學僅十三所，且其設置往往落後行政區設置數年或數十年之久。再者就入學機會來看，「泮額」的數量由中央控制，全臺的生員人數亦僅百餘人，不但就學機會相當稀少，並且有資格上的限制。在入學不易的情況下，清代臺灣士子多半入書院就讀，漸漸地儒學也就淪為形式上的學校。

（北京孔廟大成門攝影・林惠萱）
臺灣教育大事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