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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 Aspire 妳的生活,由妳決定-公益特輯 SheAspire人物週刊公益特輯
現代婦女基金會 姚淑文的光譜人生 / SheAspire編輯部
2013/02/06 / 瀏覽次數 (9328)

        現代婦女基金會於民國七十六年成立,至今已有二十六個年頭,一路上催生了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家庭暴力防治法、性騷擾防治法、犯罪被害人保護服務處、受暴婦女安全制度、校園暴力防治等等各項與婦女安全及發展相關法令與制度,而在這一切的背後,有一位關鍵人物,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長,姚淑文,選擇了用她最年輕精華的歲月,全心全意投入改變婦女生活與命運的事業。

      「在我的生命中,人不是只有是跟非,而是光譜」,人不能總是用二分法評價,我們有著更多的可能與選擇,姚淑文從基金會的工讀小妹到執行長,21年來她不斷衝撞窠臼,也不斷衝撞自己,她的人生光譜,越展越開,也越來越精彩絢麗。

體力好,吃苦耐勞的工讀生
         從小到大我不是一個太乖的孩子,也不愛唸書,經常不寫功課,靠著小聰明一直混,後來混不下去,功課就一直退步,但我自己期許,至少要給爸媽放心,這是給自己的一個要求,所以考上實踐大學夜間部社工系,來台北唸書時,就打算養活自己,大一開始,白天就都在打工,晚上常因為遲到,必須偷偷摸摸的溜進教室上課。 拿到第一個月的薪水那天,就很開心的跟媽媽說,下個月不用再跟妳拿生活費了。

        早期我是在貿易公司做小妹,做一些打掃、跑腿的工作,後來幫忙做一些船務,民國八十一年大三的時候,我覺得我是念社工,想說能不能找到社工相關工作,剛好在租房子的附近,看到基金會徵人,我就到基金會應徵,記得應徵那天,大樓電梯剛好壞掉,基金會辦公室在11樓頂樓,我一定要爬上去,臉不紅、氣不喘的面試,才能給她們一個好印象。當時基金會剛好設定要一個體力好、吃苦耐勞的人,可能她們覺得這個工讀生有符合,而且至少我願意爬這一趟,就錄用了我。




社工?!
        一開始在護衛中心的督導協助下,去瞭解基金會的一些事情,頭一年我是沒有辦法接觸個案,不過當時的督導跟執行長,很大膽的在我四年級時,就讓我開始接案,可能她們覺得我在應對進退、對人的協助上是有熱忱的,而且我既然是社工系,以後還是要進入到社工領域,所以我還沒有畢業就開始做社工,後來督導因為結婚、去念博士班就離職了,頓時間我一個工讀的社工系學生,扛起了基金會所有的個案服務。

        基金會初期是從性侵害個案服務開始,來到我們基金會都是非常重大的,像是被輪暴的女生,不是九個就是十幾個那種,妳會發現天啊,怎麼有那種事情,妳沒辦法想像這些女性,怎麼會受到那麼嚴重的傷害,那時候光看到這些記錄都會怕。當時在一個民間團體要有社工是很困難的,那時候沒有執照考試,也沒有社工師法,至於社工做什麼,更不會有太多人管妳,就是妳願意幫助別人,有熱忱,不要搞砸了就好。

        年輕的我真的很瘋狂,早就把社工倫理拋在一旁,也沒依循什麼專業指標,就知道這個人需要幫忙,很敢,憑的就是義氣。我還沒有畢業就幫人家談和解、寫狀紙、打官司、陪同出庭了,如果比較大的案子,就帶著律師一起,一個扮黑臉,一個半白臉,我往往是扮黑臉的那個,或者是有人告訴我某個大人物,在哪裡偷窺,我就跑到現場去找目擊證人跟證據。

        我曾處理過一個宗教案件,一個假和尚,四處騙吃騙喝、騙財騙色,底下幫眾還有黑道,已經有十多個被害人,我就覺得這種人很可惡,但都沒有證據,加害人又頻頻恐嚇我們,該怎麼辦?我就蠻大膽的去找了一家徵信社,跟他談說我們基金會的這些案主多麼可憐,這個人有多麼壞,你做了那麼多事情,應該來幫忙一點公益,我就請他幫我偷偷的去竊聽、跟蹤,我也曾帶了一隻黑金剛大手機,裡面藏著密錄設備,陪著案主去蒐證,那時候還沒有什麼毒樹果實理論,不合法取得證據不能使用的問題,就憑著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和正義感去做個案服務。

        後來督導非常嚴謹的警告我說:「妳是一個社工,是一個專業人員,可是妳的工作已經踰越了工作倫理,妳必須要思考,是不是有情感的反轉移,過於投射於案主,這樣會讓妳很容易有耗竭的問題,或是有所謂的替代性創傷,這樣一來妳工作不會長久」。在我的社工領域,這句話是一個很大的挫折,我覺得倫理是人框架出來的,我為這件事情,問了幾個老師。有一位老師跟我講說:「一個非專業的輔導,對被害人而言是難以抗拒的二度傷害,但是如果一個社工,沒有熱忱,沒有良好溫暖的態度,她帶給被害人,可能是永遠的傷害。」

        沒錯,是應該站在專業角度之上,但是我的熱忱,不會因為這樣的框架就有界線,當時社會上並沒有資源與制度,我帶被害人去驗傷,醫院經常拒絕,或是要收很高的驗傷費;去報案,警察根本不鳥你,甚至還會要紅包袋去晦氣。我每年全省有一、兩百個性侵害的被害人,也曾回到家鄉苗栗通宵,處理亂倫案件,回程的時候,甚至被跟蹤,很清楚的瞭解一個人力量是非常不夠的,這裡面一定有某些案子,在沒有立即協助之下,就不見了。在沒有制度與人力的情況下,很多工作,我只能極盡所能去找出各種資源,靠著熱忱,能做多少算多少。




與創傷共存
 
      到目前為止,我都還有接案,我喜歡跟案主是站在朋友的立場,而不是站在專業跟被害人的角度在做區隔。第一年的個案到現在都有聯絡,她們歷經了戀愛、婚姻、孩子出生、長大,我可以看到性侵害或家暴在她們生命中,影響層次在哪裡。

       性侵害是一個不可能消失的創傷,它一定跟她的生命議題緊緊地聯繫在一起,只是她怎麼看待,當被害人歷經危機,到後來慢慢的復原,甚至於到重生的階段,只是對性侵害的詮釋及在她生命上有不同的意義,她們即便現在講到那件事,還是會生氣、掉眼淚,可是至少能夠控制它。
        我比較難過的是,每一個性侵被害人,在面對婚姻的過程,那個要不要告訴先生或男朋友這件事情,幾乎都是選擇不要的,而不要的話,似乎那整個愛情與婚姻的延續力比較長久,因為沒有這件事情的存在,沒有任何的疙瘩。

        有些被害人很勇敢的告訴她的伴侶,妳會看到她們後來的互動裡面,容易因為這件事,成為彼此關係的重要干擾因素,所以有的後來分手或是不了了之。我有一位案主,她就覺得為什麼這創傷成為她必須委屈的一點, 她不止是受到一次性侵害,而是兩次,陌生人再加上自己的朋友,後來她的先生非常不諒解,為什麼她一而再地成為被害人,可是她說:「第一次無法被檢討,我只是個孩子,被持刀要脅,可是第二次,當我遇到朋友,雖然沒有被持刀威脅,但我完全無法動彈」,我覺得我完全可以理解這件事情,那是因為第一次事件的陰影與恐懼,延續到第二次,她發現在那個當下她是不能夠做任何事情的,這件事情成了她和先生分開的原因。可是她很勇敢,選擇再婚,但仍然忠於自己。她現在的先生很愛她,完全的接受、呵護她,也同意她不要生小孩,過自己的生活,因為她面對小孩的時候,她不知道她能不能保護小孩子,因為她看到她自己其實是不能保護自己,所以她就覺得不要生小孩。

        很多性侵害被害人,都在找一種方法來肯定自己,這個方法背後好像是要追求「完整」的概念,所以有人工作上很努力、學業上很努力、婚姻上很努力,不管它是什麼,當她面臨母職角色,性侵傷害可能就會出現若干影響。

        而現在家暴案件真的太多了, 我記得有個被害人孩子到社會局跪求幫她媽媽,那個孩子當時只有小學,後來這母親覺得孩子都已經這樣子了,怎麼可以不離開呢?就帶著三個孩子離開,因為她一直沒什麼工作經驗,而原本她家裡是開雜貨店,所以她就做起送貨員,只有四十多公斤的她,就扛起一箱又箱的飲料,也扛起了她和孩子的生計。

       多年來的工作歷程,我看到了孩子不同年齡層的發展,走過幼稚園、國小、國中,到後來的成家立業,會發現孩子後來也會面臨到婚姻的問題,母親的問題是被延續的,我的研究裡面婚暴的被害人,百分之六十,小時候都是目睹兒、受虐兒童。


一群做傻事的有心人

        基金會一直到八十七年,都只有五個人,妳可以看到因為我們的努力,有一些人願意站在我們這邊,我很感動有看到好人。

        一個人能寫多少狀紙、跑多少地方?八十三年我成立了受暴婦女訴訟扶助委員會,當時我寫信給律師公會,請他們推薦願意免費幫被害人打官司的律師,那時候只有衝勁,根本不知道可不可行,結果有38位律師響應,賴芳玉律師也在八十五年加入服務,這讓各個縣市的被害人,能夠更及時的獲得法律上的協助。

         以前沒有性侵害犯罪防治法、也沒有強暴危機處理中心,八十五年,我們和馬偕醫院洽談能否成立一個強暴危機處理中心,現任的馬偕醫院院長楊育正,當時就給了我們很多的支持,結果馬偕醫院不僅成立了專門的中心,並把它佈置的很溫馨,讓被害人可以在裡面驗傷,還設置了24小時的社工,隨時提供專業的服務。
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
一段婚姻
        我民國91年結婚,但93年因為先生外遇就離婚了,大家都問我是不是太忙,那段時間也確實很忙。結婚的時候,正是在這麼關鍵的時刻,那時我們獨立把基金會撐起來,開始接政府的案子、募款,我記得連婚紗都是同事幫我試的,禮拜六、禮拜天兩天就搞定婚禮,禮拜一還是上班。事實上,結婚沒維持幾年,就面臨繼續的抉擇,我要不要離婚,以我在婦女團體工作十年的經驗,這種事情應該很容易就做決定的,可是我跟所有的婦女一樣陷入了糾結的思緒中。我曾經坐在孩子面前幫孩子想,媽媽要這麼自私,在你還很小的時候,就幫你選擇未來的父母親是分開的嗎?也幫自己想,甚至還有一個很天真的想法,人家都說婦女團體的領導人婚姻都是不幸福的,都是因為有挫折才會這樣,我要不要也讓基金會掛上這個污名?

        當時我找了王如玄律師談,問她:「我發現我是那麼脆弱,如果在基金會的訓練給我應該很勇敢,我為什麼這麼難過?」,她回答我說:「我們都是人,其實我們都有一個非常愛人的心,所以我們一定會很痛」,我接著問:「那我的工作經驗到底能帶給我什麼?」,她說:「如果妳做了決定,相信妳的復原能力比別人更快」,王如玄律師那時給了我一個非常好的肯定。王燦槐老師也給了我一個很重要的建議,她說:「離婚不代表是問題的結束,有可能是問題的開始,如果可以的話,請妳幫忙,跟妳的前夫,維持一個良好的關係,不要讓孩子受傷」,所以至今我跟前夫還是維持著朋友關係。

        在做社會工作的時候,看到很多的婦女,心情上都能夠瞭解她們為什麼沒有辦法馬上離開,可是當我真的走過婚姻的時候,才更清楚地知道說,原來她們每次選擇再回去,都有理由的,就像當時,我選擇給前夫一年的時間,而沒有做立即的決定,是為了什麼?就是為了人跟人之間的關係,那關係不管是婚姻,不管是愛情,不管是親情,我們都必須為了這些關係,做出決定性的思考。


下一個旅程
        我有兩次離開基金會的決定。

        第一次是八十七年去慈濟念碩士班。由於我是念夜間部,大部份的精力都放在打工,畢業後更是全心投入基金會工作,所有專業都是來自於實務上的淬煉,可是慢慢的我發現有很好的想法,卻寫不出所以然,有很具體的東西,別人卻不信任你。

        有一次某個國中學校老師找我去演講,校長看了我的簡歷就當場回絕了,理由是能夠來到他們學校演講的,沒有一個不是博士。 那時候覺得學歷這件事很重要,代表妳講的話,代表妳的專業,人家要不要信任。另一方面,那時經常有被害人打來說要自殺,我就疲於奔波做危機處理,一關過一關,真的讓我感到疲憊與自己能力的不足,我渴望在這工作裡面得到更好的未來,因此我需要更完備的裝備。很開心研究所第一年就考上了,唸書期間,我仍兼基金會工作, 假日回到基金會幫忙帶輔導團體,也自己組織慈濟的學生,到偏遠部落裡面做性侵害防治宣導,八十九年畢業,回到基金會便開始擔任副執行長。

        另外一次便是現在,董事會已經正式批准我的請辭案,三月便將完全卸下執行長職務。我很光榮能在現代婦女基金會工作,它是我無法割捨的,可是無論我再怎麼稱職,反而讓其他人失去了承擔跟成功的機會。基金會我太熟了、太久了,從八位同事,到現在能夠有七十幾位,我認為我很努力與同仁共同維持基金會的專業, 我現在40多歲,我如果要繼續做,也沒有人趕我,但這樣對基金會未來並不會最好,要有人傳承,唯有我退位,讓下面的同事去承擔,她們會更有使命感,那個使命感,是可以透過位子激發的。如果我做到五、六十歲,可能將更沒有勇氣退位,所以趁我還有能力跟活力的時候,做出這個決定。 而讓我有些遺憾的是,基金會把台灣做的不一樣,台灣在性侵害、家暴的處置與專業,並不遜色國外,甚至有超前的地方,但我和基金會卻未曾花時間在做國際交流,讓我們能跨到國際,下一位接任的執行長,有很好的外語能力,正努力做資源的連結,相信未來基金會有嶄新的發展。

        至於我要去哪裡,老實說我不知道。 我還是會在基金會身邊,轉任志工性質的執行董事,但不再是一個主導的人物,未來的生活必須靠自己,不過我也沒急著去找下一步,反正我博士班也念八年了,應該要畢業了,也希望多花點時間陪孩子,這也是生活上很重要的事情,是個選擇!


        我是一個浪漫的人,浪漫的人才會在生命中激發無限的可能,還有我也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,站在樂觀跟浪漫去面對生命中很多種的情境,妳會發現人在面對生命歷程裡面,不是只有個案有挫折,我也有,其他人也有,差別是這些事情在社會大眾眼光裡是小事、大事,還有在自己生命裡面是如何,或許妳會說妳的比我嚴重,但妳怎能說我的不夠傷害呢? 人的生命都會有轉折,既然我們不會是一路順遂,那我們就好好去過生命的每一天。如果今天我活著能夠做什麼樣的事,那我覺得仍舊是助人的工作。


☞延伸閱讀林美薰 愛讓人凌駕生命的苦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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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現代婦女基金會2011年登雪山賦權計劃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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