尚待記錄的台灣 寫全民歷史的林惠萱/ SheAspire編輯部
對於歷史工作者,您會有什麼樣的想象呢?或許妳會想到那是一份辛苦又吃不飽的工作,也或許想到的是一位有點年紀、博學多聞的學者,再不然可能是課堂上的授課老師吧!然而這位歷史工作者林惠萱,中興大學歷史研究所畢業後,一度到和所學無關的銀行工作,始終覺得與興趣不合的她,一年多後如願以償在出版社找到編輯歷史的工作,並於2007年創立騰邑文化事業,繼續投注著她對台灣歷史的熱情與使命感。
過去台灣史受政治因素影響,無法在學術界廣泛的研究與推展,直到九O年代各地文史工作室逐漸蓬勃發展、本土意識抬頭,臺灣史研究不論質與量都有很大的躍進,才終於從晦澀不明到得以重見天日。「我們在學校所學的歷史,幾乎仍是與政治相關的『上層記憶』。從傳統歷史學的角度來看,能被載入史書的還是以統治階層為主,而廣大百姓的生活與變遷,卻是被漠視的。歷史不是政治的婢女,應該有它獨立的面向,是公正記載的集體記憶。因為自己的研究領域是臺灣史,所以我就想,除了械鬥、抗日、二二八這些打打殺殺的政治史,是不是還有其他的題材值得人們關注?」
受限的台灣史
「我們的歷史知識,大部份來自於學校教育,因受限於考試制度,我們只能粗淺獲得一個發展脈絡,而這些粗淺的脈絡印象裡,政治佔了百分之九十以上,剩下的百分之十,才可能提到其他領域,以學校教育的台灣史來說,非政治的部份可能會提到像是輝煌的棒球年代、新浪潮電影等等,可是除此之外,對於台灣百姓生活的範疇,如教育、農業、鐵路、水利建設、金融發展、醫療、原住民、新住民等等,其實我們都不瞭解」,而檢視市面上不同領域的專門著作,從史學觀點出發而寫成的,仍少之又少,「歷史學家偏重的是發展的過程,以及對之後有什麼樣的影響」,然而「譬如台灣教育史,可以找到的著作大多是教育背景的專家所寫,內容偏重在教育理念與政策;又如台灣交通史,清末劉銘傳蓋了第一條鐵路,研究交通的學者可能就會敘述這條鐵路用了多少噸鐵礦、使用多少人力、鐵路長度多少等等,著重在數據的陳述。若換成以歷史學的角度來說明,則會側重在第一條鐵路對台灣經濟與人民生活有什麼改變與影響。」
另一方面,理應最能紀錄地方歷史的鄉鎮誌也有諸多狀況,「鄉鎮誌可以說是官方直接記錄、保存地方上人民生活各面向的文書著作。儘管歷年來各地方政府有陸續出版鄉鎮誌,但礙於經費、人力與重視度,在編寫或保存上,都受到了挑戰。有些地方的鄉鎮誌因經費不足無力續修,有些則因天災或人為因素,早已遺失。」
整理歷史,留下記憶
有感於台灣史在書寫與普及上的種種侷限,讓她認為應該趁自己還有能力時,趕緊做些什麼,在她現階段工作裡,主要是收集已出版的研究論著及文獻史料,範圍從荷蘭、西班牙、清朝到日治與民國時期,橫跨臺灣近四百多年的歷史,然後再針對她所設定的不同主題,將這龐大的資料加以整理,「我們做的是整理已知的東西,把原本流傳於學術殿堂內的研究成果,以一般讀者能夠接受的方式傳播出去。我把這個構想稱為『台灣世紀回顧系列』,將涵蓋三十個主題」,那整理的內容如何讓民眾快速理解呢?這是她思考的另一個問題,「我的想法很簡單,要讓一般讀者可以很快的瞭解歷史發展,可以採取類似紀事本末體的體裁,用淺顯的文字告訴讀者某個主題在某個面向的來龍去脈;若再配合像大事記一樣的條目加以對照,就可以有更完整而且清楚的認識。這樣既兼顧了個別的細節,也可以有宏觀層面的瞭解。」
除此之外,為了讓這些珍貴的資料,能夠廣泛流傳與知曉,她正規劃成立「朋來讀史」,一個專門介紹台灣歷史的知識網,計劃未來逐漸把整理好的主題發佈到網站上,讓更多人可以看見屬於台灣庶民的寶貴記憶與發展歷程。或許妳我會有疑問,做這些工作將如何賴以為生呢?她期望未來這些珍貴的台灣史資料庫,或許可以帶來收入,然而即使沒有,「對我而言,至少可以更瞭解台灣,對社會而言,至少是有意義貢獻的事。」
庶民歷史的研究與推展,有助於台灣史內涵的提昇,林惠萱憑藉著一股傻勁與使命感,默默地努力著,儘管眼前她沒有得到掌聲與財富,未來明暗猶未可知,但全心全意投入、堅持做好這項工作的她,卻已為我們保留能夠代代相傳的無比珍貴紀錄。
(林惠萱與工作夥伴顏采容)
以下內容尚未正式出版,摘自林惠萱提供的台灣世紀回顧系列,提供SheAspire朋友試閱。
清代臺灣的教育概況 文/騰邑文化編輯部
1885年(清光緒11年)臺灣建省以前,清廷對臺灣的教育,採取設置儒學、社義學,以教授儒家經典與開科取士為主要教育措施。在民間則有書院、書房私塾來滿足基層的教育需求。因此要了解清代臺灣的教育,可從官方儒學、社義學、官民合辦的書院,以及書房等教育機構,來說明發展的概況。
官方教育機構
清代官方教育機構,在中央是國子監(位於北京);地方則依行政層級分成府、州、縣、廳、衛學,通稱「儒學」。儒學設立的主旨為興建學校、祭祀先師(孔子)。儒學一般設有明倫堂指導學生,每月舉行月課,考其成績,並根據成績高低給予獎賞。儒學雖是官方設立的學校,但士子實際並不在儒學裡讀書,儒學其實是專為考試而設的機構。
儒學生員平時在家開設私塾維生,只有在月課、季考、歲考、科考或者督撫到任、學政「按臨」(按臨其意為主持歲、科二試及院試)時,才會前往儒學赴考或聽講。由於清代沿用科舉制度,採考用合一,因此除卻醉心學問的士子,一般生員(俗稱秀才或茂才)莫不致力於考試,期盼有朝一日能榜上有名,成為仕宦階級。按清制,一旦成為生員,即可享若干特權,如免徭役、丁稅、不得施以笞刑等,更不用說「一試成名天下知」等傳統光宗耀祖的觀念,因此士子們仍汲汲營營於科舉之途。除了循考試途徑,在儒學成績優秀的生員,還可以透過「選貢」的方式(有歲貢、恩貢、拔貢、副貢、優貢五種),獲得出仕或進入國子監就讀。
就儒學設置的數量而言,清代治臺二百一十二年間,在臺設立的儒學僅十三所,且其設置往往落後行政區設置數年或數十年之久。再者就入學機會來看,「泮額」的數量由中央控制,全臺的生員人數亦僅百餘人,不但就學機會相當稀少,並且有資格上的限制。在入學不易的情況下,清代臺灣士子多半入書院就讀,漸漸地儒學也就淪為形式上的學校。
(北京孔廟大成門 攝影・林惠萱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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